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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此次火灾失控的成因，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副教授麻庭光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外墙工程长期缺乏阻燃规范，多栋同时施工导致原本存在的防火间距被临时“抹除”；冬季风干物燥的气候成为火势的天然助推器；城市旧区在密度和结构上的局限性进一步放大了风险；而火情侦察与资源调度流程则因为需要依赖现场回报而略显迟滞，无法匹配火势扩张的速度。当这些因素彼此叠加，任何一次点火都可能成为大灾难的引爆点。

麻庭光长期从事消防工程领域的教学研究，他向澎湃新闻表示，火灾的起火及失控，往往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在此次大火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气象条件。冬季本来就是火灾高发季节，原因是：风速上升、空气湿度下降（即风干物燥）、取暖需求增加、供电压力加剧（用能需求增加，相当于增加了点火源），而外墙施工又往往集中在雨量减少的季节，这使得居民区在冬季面临“叠加式风险”。冷空气与干燥条件会增强火焰的对流强度，使外墙燃烧更容易形成上升强风道。与此同时，冬季的风向常常更加固定，形成高层火势的天然推力。而且，事发当日，是典型的“风干物燥”的天气，加剧了火灾的快速蔓延。

麻庭光认为，除了气候因素，人为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高层建筑外墙一旦形成连续可燃物体系，不论是脚手架、棚架、工程网还是临时堆放的建筑废物，只要在特定的风力与湿度条件下被点燃，都有可能瞬间出现“烟囱效应”或“壕沟效应”，让火势在几分钟内向垂直方向急剧扩张。香港传统外墙维修大量依赖竹棚，竹子的热释放速率、表面积和燃点都决定了它极易从阴燃转为明焰，而明焰一旦点起工程防护网和保温材料，燃烧就不再是沿一个点或一个面发展，而是沿三维立体空间迅速攀升，学术界称作是“立方火”，有别于常规的“平方火”。

麻庭光说，这种多向传播、三维包裹式的燃烧结构，被消防工程学称为“立体燃烧”，一旦形成，就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阻隔手段——包括楼层封堵、防火墙隔离、外墙防火分隔、自动喷水设施——在外墙开放连通的环境中几乎无法发挥作用。这也是为什么火势在短短 34 分钟之内，从三级迅速跃升到四级，继而进入五级警情的原因。

据公开资料，宏福苑是香港大埔区的一处“居者有其屋计划”（居屋）屋苑，于1983年建成并入住，有30多层高，楼龄已达42年。屋苑共有8座楼宇，提供1984个单位，单位建筑面积介于48至54平方米之间，属小户型住宅。作为香港第一代居屋，宏福苑主要面向低收入市民出售，类似内地的经济适用房。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小区常住人口4643人，其中65岁以上长者占比36.6%（近1700人），40-64岁占30%，老龄化现象突出。

值得注意的是，宏福苑8栋楼中，在此次火灾中有7栋被波及。多位住户透露，起火前，宏福苑一直在进行外墙施工，外墙搭满竹制脚手架和绿色网布，施工时间有一年多了。据南方都市报报道，2024年7月以来，宏福苑由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启动了一次大维修，本次维修由业主立案法团集资超3亿港币，至今已动工1年零4个月。根据维修时间表，原计划于2026年3月至6月陆续拆网拆棚。

麻庭光认为，宏福苑有多栋楼，同时进行装修改造，这样的装修改造方案（破坏大楼之间的防火间距，破坏楼层之间的防火隔离，破坏相邻房屋之间的防火隔离）是否合理，值得商榷。很多火灾就发生在装修改造阶段皇冠新体育·(Crown)，需要针对薄弱环节提供补偿性的防火救火措施，而装修改造的设计方案、施工方案都往往需要经过严格的防火审查和批准。建筑物本身是有防火间距的，一般进行装修改造，就可能破坏了原有的保护手段，而新的防护措施未充分落实，就埋下了安全隐患。

对此，麻庭光表示，此次火灾和1996年的香港嘉利大厦火灾比较相似，初期蔓延都有脚手架的原因，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香港的竹子众多，且价格便宜，长期使用竹子搭脚手架，但竹子本身也是燃料，是存在安全隐患的。由于存在利益纠葛等因素，香港一直未禁止使用竹制脚手架。目前，我国上海、深圳等城市都是禁止使用竹制脚手架的。

麻庭光表示，香港的消防响应采用分级制度，通过不断提升警情等级来申请更多资源，有点事后评价的意味，不能解决火场的资源调度难题。这一制度的前提，是火势能够在升级流程期间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而不是呈现指数级扩张。外墙工程引发的立体火灾恰恰具有爆发性特征，它不像室内火灾那样会在短时间内受到燃料供应的限制，而是拥有连续可燃物和开放空间，使得火焰在数分钟内便能突破规模阈值。传统的火情评估和上报环节在面对这种快速燃烧情况时，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滞后效应。消防指挥中心需要等待现场指挥官反馈、判断规模、提出增援请求，然后再调度附近资源，但火势却可能在这一期间经历一轮甚至两轮“规模跃升”。如果等到火势完全成形后才启动高级别响应，资源永远比火势慢半拍，现场扑救人员的处境也随之变得更加凶险。

麻庭光还表示，从现代灾害管理的角度来看，外墙火灾更适合采用基于环境条件的“预先放大响应机制”。当空气湿度下降、风速升高、可燃外墙材料大量存在且施工集中时，消防系统应当主动将潜在火警的响应等级提高，甚至对于某些区域直接建立高阶别的预部署状态。这类似于台风来临前的预先布防，而不是暴雨落下之后的匆忙补救。冬季的火灾风险不是一个“事后衡量”的指标，而应当在城市运行中被视为“实时变量”。古代增派巡夜人员、提前储水的原则，其本质是依据季节变化来调整防火力量，这是季风给中国带来的灾情特征。此次香港大埔火灾暴露出的正是现代城市在这方面缺乏系统性的救灾弹性。

麻庭光表示，此次香港大埔火灾提醒，一座城市的消防安全，并不只是“有没有足够多的消防车”，也不只是“是否有完善的消防条例”，而是城市在日常运行中，是否能够正视那些看似零散但实际上具有系统性的风险：外墙工程是不是真的做到了材料阻燃？多栋楼是否应该避免同时施工？旧式住宅区是否需要专门的季节性消防预案？居民有没有接受演练？消防资源调动是否应该依据气候条件提前启动？楼宇之间的分隔是否因为工程而被暂时消解？这些问题如果不被正视，那么未来的火灾仍然有可能以相似的方式接连发生。

麻庭光认为，未来的香港，如果希望避免类似灾难再度重演，就必须从材料管理、工程审批、城市消防规划、社区管理、气候响应、火场侦察与资源调度等多方面共同推动改革。阻燃材料标准需要系统性升级，而非依赖承包商自觉；外墙施工应当避免多栋同时进行，并由监管部门进行动态风险评估，而不仅仅是文件审批；消防系统应当建立基于湿度、风速的季节性响应模型，必要时提前提高响应等级；旧区居民必须被纳入演练体系，而不是被动等待信息；社区管理者需要根据工程进度调整逃生路线并明确告知；施工安全人员需要接受火灾动力学的基本培训，理解外墙连续可燃物的危险性。

针对高层建筑的防火问题，麻庭光建议，社会发达之后，对消防的认识应该有所转变。首先，从满足消防合规性要求（Compliancy）转向维持安全等价性（Equivalency）的思路，才能更好地解决维修工程带来的防火挑战；我国标准对老建筑和维修过程的重视程度显著不足，因此大部分灾难都是在标准没有充分保障和覆盖的前提下发生的，属于粗网之下的漏网之鱼；其次，发达社会重视中小学消防科普，科普对象往往是儿童的父母，而不是儿童本身，因为父母更会倾听儿童的说话。我国消防的社会地位较低，与缺乏这种科普思路有很大的关联；再是，制定标准的过程需要某种程度的民主化和代表性，让底层的声音能够反映出来，以专业的方式影响标准，才能满足全面覆盖全社会的防火需求。没有足够代表性的标准，其使用效果是相当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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